文物鉴定专家是怎么回事

谈笑书生 2014-4-20 图文 586 0 喜欢 (0)

文物鉴定专家是怎么回事

鉴定的诱惑

陈传席很早就给人鉴定字画。过去他“以贫困为光荣”,谁找他写文章证明真伪,给钱,倒觉得是侮辱他。

1993年中国的文物交易开始合法以后,他渐渐意识到,“你贫困潦倒,别人却用你的文章来赚钱,这不合适。”他顺应市场潮流,开始帮人鉴定、写文章,收费。

最早帮人鉴定一幅署名黄宾虹的画,写篇文章,一千多块钱。后来,请他的人出价越来越高,找他的也形形色色。“鉴定费”没有定数,还得看作品,作品价高,鉴定费也就高。

最贵的一次,几个民间藏家集资近1亿人民币,买了一件号称是北宋某著名画家的作品。藏家中的一位找到陈传席,拿出一大堆资料,“真是多,古籍上的记载、史文上的记载,还有档案上的记载、印章的记载,真是下了功夫,专家找也要花十几年”。

藏家请陈传席写篇文章,证明这件是真迹,他们准备了2000万,其中1500万给陈传席,另外500万打算再找两位权威人士。

“如果是真迹,卖十个亿不成问题。”陈传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结果发现是假的,“股份最大的那位把别墅都卖了,他知道了恐怕会自杀”。

陈传席最后写了篇文章,证明这不是真迹,但可称作同一流派的老作品,“润笔”从2000万减到了200万。

“有人出钱让你把假的讲成真的,也有人为了搞破坏,出钱让你把真的写成假的。”

曾经有人找陈传席看一张清初四僧之首渐江的画,让他指认是伪作。

“确实是伪作。但是,此人和卖画的人有矛盾,找人写文章,就是为了坏他的事。”陈传席没写,一大笔“鉴定费”泡了汤。

参与鉴定二十多年,陈传席有两条自律守则:一不写假文章,二不搅入是非。

荣宝拍卖公司经理刘尚勇也认为,关键得靠自律:“鉴定专家没有法律监管,得靠专家的自觉,如果专家有道德底线,拍卖公司也收买不了,谁也收买不了。”但巨额“润笔”的诱惑,不是人人都可以抗拒。

2010年,北宋黄庭坚的长卷《砥柱铭》,保利拍卖公司估8000万,最后以4.3亿被北京雅盈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耀辉拍下,创下最贵中国艺术品的纪录。作品还没有付款交割,就被王耀辉抵押给自己的吉林信托公司,从合作银行获得4.5亿的信托基金融资,转而投资地产。

拍卖前后,很多人指认《砥柱铭》是伪作。有人找陈传席,让他证明是真迹,出价上百万元,“我一看,不是真的,就没写。”这人转头找了别人。

《砥柱铭》骗贷出了事,媒体采访龚继遂,他才知道,他被王耀辉的雅盈堂列为首席顾问,而他既不认识王耀辉,也不知道雅盈堂。

钱少不要找他

巨款的诱惑,过去是没有的事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徐邦达入职故宫博物院,谢稚柳进入上海博物院。“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,基本上是诚惶诚恐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那时候文物买卖都是国家官方进行。私人买卖都是投机倒把,要判刑入狱的。私人基本停止了个人收藏行为,也没有现在复杂的商业关系干扰他们。”

1990年代,龚继遂在苏富比任中国书画部主管时,也向故宫徐邦达、中央美院薛永年等顶尖鉴定专家咨询意见,支付象征性的费用,“比如请他们看幅书画,向每人支付500美金”。

现在,“所有待鉴定的东西,动辄天价,买错的人或者损失巨大、或者责任攸关,当然要拜托鉴定做托儿,这种局面前所未有,商业因素严重干扰正常鉴定。”

龚继遂记得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早年曾在《溪岸图》之争的一篇论文中写过的警句:“在鉴定专家和赝品制造专家之间,有着互惠的悠久传统。”

这话过去了二三十年,互惠的链条延伸得更广了,拍卖公司、卖家,联合官方鉴定人员造假,比比皆是,骗局也越来越大型。

最著名的案例是,2011年商人谢根荣假造金缕玉衣,骗贷24亿,背后有故宫博物院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国家文物机构的五位鉴定人员站台。

鉴定专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,“他们都德高望重,这么大年纪了,也不好意思动员他们辞职。”陈传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“他们供职的机构当然面上无光,但机构可以理直气壮地说,这是背着我们做的,他们也没用机构的名义。”龚继遂这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怎样避免官方鉴定人员和私人藏家或业者联手作弊?

龚继遂构想出一种鉴定的机构建设模式:由官方建立50个人左右的专家库,由训练有素的从业人员构成,博物院专家和市场专家,按照1∶1的比例,甚至是3∶2的比例组建。每次鉴定,从中抽签,任选5个人,送来的东西,不要标识是谁送来的,只写清楚传承出处,帮助专家做出判断,双盲鉴定。

可是,“上面没有顶层设计”。

按照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录保存处处长嵇若昕的说法,不私下为民间文物做鉴定、估价,是国际博物院界的基本伦理。

龚继遂看到的现实是:“现在学院派的人对纷纭复杂的市场现象无从应对,根本不敢涉足其间。”但摆脱不了人情,“真假结论牵涉到当事人重大的利益,甚至涉及到金额巨大、过程复杂的法律纠纷,你怎么办?”

结果是,博物院人员常常以匿名的方式为个人做鉴定或咨询。

“民间收藏家和官方人员,在私人层面上其实有很好互动。所有藏家都有很多博物院的朋友,私下交流很畅通,只要注重保护他们的隐私,尊重他们的意见,不要无偿滥用人家的专业服务。”龚继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至于报酬,“当然应当适度付费了,一般情况下大家都有默契。”

有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徐邦达也给私人鉴定,也收费,比例按照20%。钱少不要找他”。

眼光最好的是画贩子

1990年代,谢稚柳、徐邦达、启功等人引领了书画鉴定的鼎盛时期,个个一言九鼎。

徐邦达不到三十岁就成名的故事脍炙人口,他扭转了两幅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真伪:被乾隆认为是真迹、题写了四十多段诗跋的,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临摹的副本,而被乾隆帝御笔题为赝品的,才是真迹。

另一个“神话”是,1991年,徐邦达为台北故宫鉴定书画,他几乎只用在一幅画轴展开半尺时,就可以辨真伪,因此有了“徐半尺”的封号。

现在,“鉴定界没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了,”龚继遂分析,“一线从业人员,从资料整合上来说,比原来有更好的条件,个别问题可能有比徐邦达和谢稚柳更清晰的认识,但是在全面性和权威性上,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养成鉴定大师的时代已一去不返。“博物院馆员按国家规定不能进行个人收藏,而徐邦达那代人,大多是世家旧族,临习过画,有收藏购买的经验,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”

徐邦达出身富商之家,从小习画。谢稚柳也如此,1942年与张大千赴敦煌研究石窟艺术,写成《敦煌艺术叙录》、《敦煌石窟集》等书。

“解放前后出生的专业人员,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,强调的是利用文物教育群众,对馆藏文物的鉴定也不涉及商业利益,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,大家对商业鉴定噤若寒蝉,因此大多数人对市场是主动保持距离的。”

1978年,徐邦达与启功、谢稚柳、刘九庵等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,八年后,编著了多卷本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。

1993年,国家文物局成立全国书画鉴定小组,谢稚柳任组长,和启功、徐邦达、杨仁恺、刘九庵、傅熹年、谢辰生等组成七人小组,对全国的博物院、文物商店的书画进行鉴定。

“这样大量系统观摩、研究的机会,现在没有了。”龚继遂说。

陈传席见徐邦达三次,每次问他同一个问题:鉴定真伪的关键是什么?徐邦达每次都回答:经常看真迹。

陈传席发现一个规律:“原来博物院的那些权威,其实也是画商出身,地位低,但经验丰富,到了博物院后,又成了专家、学者。未来能达到这种水平的,还得从民间来。”

很多行内人不得不同意陈传席的说法,“眼光最好的是画贩子”。

“一是人聪明,二是能吃苦。我看到他们在博物院里面,买了书,对照着看,拿几个面包待一整天,什么时候闭馆什么时候走,大公司搞拍卖会,他们坐着飞机满世界跑去看。”

博物院收了很多好东西,研究员“看东西其实更方便”,关键看用功不用功。

“画贩子”们有个说法:“专家看错不会砸掉饭碗,我们把真看成假,没买着,没饭吃;把假看成真,倾家荡产。我们就是兔子和狗的关系,狗本来比兔子跑得快,赶不上兔子,是因为兔子在逃命,我们得拼命学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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